他的父亲是施工经理，负责建造医院和学校，母亲没有工作。由于这个犹太家庭的收入来源有限，一度连热水和电都无法供应。
受乌克兰当地反犹太的政治环境影响，16岁时，库姆随母亲移民到美国山景市，通过政府援助获得了一间配有两个卧室的小房子，而他的父亲则一直未移民。为了节省文具费用，他的母亲甚至在离开时在手提箱里装满了钢笔和20本苏联配给的笔记本。初到美国，库姆每天只能在政府救济站排队领取救济券，换取食物和基本生活用品。
之后，库姆的母亲终于找了一份保姆的工作，而库姆则在课余时间为一家杂货铺擦地板赚钱。在母亲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之后，全家就靠着她的残障津贴勉力维生。
虽然处境艰难，但库姆仍然十分乐观。到了18岁，天资聪颖的他已经靠着二手书店出售的说明书，学会了计算机网络技术。学成之后，他又把这些说明书卖了回去。在名为“Efnet”的互联网中继聊天网络上(IRC)，他加入了一个黑客组织，钻进硅谷图形公司(Silicon Graphics)的服务器，并与Napster的联合创始人肖恩·范宁(Sean Fanning)开始聊天。
进入了圣何塞州立大学后，库姆在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做兼职安全测试员，因为这段经历，他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创业伙伴及好友布莱恩·阿克顿(Brian Acton).
1997年，一次在为雅虎公司检查广告系统时，库姆与雅虎的第44号员工阿克顿相遇。后者如是回忆两人第一次碰面时的情景：“你能发现他有点与众不同。他非常严肃，会问‘你们的政策是什么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’一类的问题。安永的其他员工一般会使用送瓶酒这样的迂回策略，而库姆总是开门见山。”
这次会面六个月后，库姆前往雅虎面试，获得了一个架构工程师的职位。在成功入职雅虎两周后，公司的一个服务器出了故障，而当时他还在圣何塞州立大学上学。雅虎创始人大卫·费罗(David Filo)打电话叫他回来帮忙。“我在上课，”库姆小心翼翼地说。“还上什么课，赶紧滚到办公室来。”费罗喊道。“不管怎么说，我讨厌学校。”库姆称，于是他便退了学。
接下来的九年时间里，库姆一直在雅虎工作。在他的LinkedIn页面上，对于这段经历的描述只有一句话——“干了点事情。”
2007年，库姆和阿克顿一起离开了雅虎，并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旅行。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是，从雅虎辞职后，两人都曾向Facebook发出过求职申请，但双双无果。库姆戏称：“我们就是Facebook被拒俱乐部的成员。”当时，没有工作的他只能靠在雅虎积攒下来的40万美元积蓄生活，生活跌入谷底。
直到2009年，一次偶然的健身经历，激发了他的创业灵感。有一天在健身房锻炼时，库姆突然发现，健身房有一项新的规定：会员在健身时不能接听任何电话。因为这项新规定，手机信号被屏蔽，他错过了好几个重要电话。随即他冒出一个想法：打造一个全新的网络即时通信平台来替代手机短信与语音通话，而这种应用程序又不同于社交网络应用如Facebook和Twitter.
这一年1月，库姆买了第一部iPhone。他意识到，iPhone将代表智能手机的未来。而App还处于发展初期，这个市场有巨大的空白。如果要做应用程序，必须极其精简，杜绝广告或者尽量避开它。
2009年初，库姆找到了一名俄罗斯程序员来协助开发，他自己则负责撰写后端代码。这款应用被命名为WhatsApp，谐音“W hats up(有事吗)”。2009年2月24日，在生日的当天，库姆在加州正式注册了WhatsApp公司。
“他做事滴水不漏，”菲什曼说--当时这款应用甚至还没有开始开发。库姆花了数天时间撰写后端代码，保证他的应用可以在全球所有的电话号码上使用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他仔细阅读了维基百科上一篇列有全球固定区号的文章。由于存在数百个地区差别，库姆不得不花费数月时间进行升级程序，这让他非常恼火。早期的WhatsApp应用经常崩溃，当菲什曼在手机上安装这款应用的时候，在他数百人的通讯录上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安装了这款应用——大多还都是本地的俄罗斯朋友。
就在圣何塞的一家肋排馆里，菲什曼仔细检查了应用的故障，而库姆则在笔记本上做详细记录。他用的笔记本还是多年前从苏联带过来的。他特地把它们留下来记录重要的项目。项目开展了一个月，在和阿克顿玩了一次飞盘之后，库姆不情愿地表示，自己大概需要停手找份工作。阿克顿说道，“现在退出你就是个大傻瓜，再坚持几个月。”
2009年6月，苹果伸出了援助之手。当时这家公司推出了消息推送功能。通过这项功能，即便用户没有打开应用，开发者也可以向他们发送信息。库姆升级了WhatsApp，这样用户在更改状态时都会向朋友圈中的其他人发送通知。菲什曼的俄罗斯朋友开始用这种状态信息互相联系，内容就是“我起晚了”或者“我在路上”这些滑稽的消息。“在某一刻，它有点变成了即时通信，”菲什曼说。“我们开始用这款应用互相问候，人们也会进行回复。”库姆在圣克拉拉家里的Mac Mini电脑上观察这这些不断变化的用户状态，意识到他创建了一种消息服务。“哪怕是距离半个地球，人们也能即时联系，而且进行联系的设备是随身携带的，这非常强大，”库姆说。
当时唯一的免费短信服务是黑莓的BBM，但这种服务只有黑莓手机能用。市面上也有谷歌的G-Talk和Skype，但WhatsApp的独到之处在于用户可以拿手机号码登录。库姆在WhatsApp 2.0版中加入了一个短信息组件，活动用户数猛增到了25万。他去找阿克顿，那时后者还未找到工作，仍在考虑另一个没有头绪的创业思路。两人坐在阿克顿家里的饭桌边，开始在WhatsApp上面互相发送消息。当看到熟悉的双选确定标记提示收到信息时，阿克顿意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是有望深化短信体验的服务——而且比所谓的彩信更加有效。“和你并肩作战的，是完全开放的互联网，”他说。他与库姆开始在“红石咖啡馆”工作，这里专为创业者服务；整个第二层到现在还挤满拿着笔记本的人，伏在桌边默默地编程。这两人经常光顾这里，阿克顿在纸上写写画画，库姆在计算机上敲敲打打。
10月份的时候，阿克顿从以前的雅虎朋友那里拿到了25万美元种子投资，这保证了他的创始人身份与股份。他在11月1日正式加入了公司。（这两名创始人目前还联合持有公司60%以上的股权。对科技行业的创业公司来说，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。外界普遍认为库姆拥有较多的股份，因为在阿克顿加入前9个月，库姆就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。据称早期雇员的持股比例接近1%。库姆未就此置评。）iPhone用户发来的邮件就如同潮水一般。两人对互联网免费短信这种前景十分激动，又迫切想挖到诺基亚和黑莓那里的朋友。在安卓还未成势的时候，库姆招聘了老朋友克里斯·培福（Chris Peiffer）来打造黑莓版的WhatsApp。“我不太看好，”培福称。“人们不是已经有了短信么？”库姆解释道，人们只能在国家的范围里发短信。
“短信太糟了，就像70年代就开始被抛弃的传真机一样，运营商居然还以此大挣特挣。”当培福看到惊人的用户增长时，他也加入了。通过在雅虎的关系网，他们在伊夫林大街上找到了一家转租小房间的库房。这栋建筑的另一半都被Evernote公司占据——Evernote后来把WhatsApp踢出了这间库房。他们当时就披着毯子，在廉价的宜家桌子上办公。即便在那时，办公室还没有WhatsApp的标识。WhatsApp的首个黑莓工程师回忆初次面试的场景时说，“他们就告诉你，找到Evernote的大楼。绕到后门，有一扇没标记的门，敲就是了。”在开始几年里，库姆和阿克顿都没有任何报酬。他们最大的成本就是向用户发送验证短信。库姆和阿克顿一直依靠Click-A-Tell这样不讲情面的短信经纪商。这些公司在美国发送短信只要2美分，但是发到中东就要65美分。
今天，WhatsApp的短信验证费用一个月大概是50万美元。在当时这项成本还没有这么高，但也足够耗干库姆的银行账户。幸运的是，公司逐渐有了收入，2010年初每月能有5000美元进账，足够支付当时的成本。两名创始人偶尔会把应用从“免费”切换到“收费”状态，从而避免过快的增长。2009年12月，他们升级了iPhone版的WhatsApp，加入了发送图片功能。到了这时，即时贴上下载收费1美元的价签，用户还是不断增长。
“你看，我们可以一直收费了，”阿克顿对库姆说。到2011年初，WhatsApp在苹果应用网店美国区挤进了下载量前20的排名。在一次员工午餐会上，有人问库姆为什么不让媒体进行报道。“营销和媒体只会弄得尘土飞扬，”库姆说。“喜欢上了这些东西，你就不会专注于产品了。”阿克顿、库姆与红杉资本的吉姆·格茨在签约后拍照留念没有媒体，风投也能知道WhatsApp的疯狂传播。库姆和阿克顿回绝了所有谈判请求，阿克顿只是将风投视作是一种保险。但红杉的合伙人吉姆·格茨苦苦坚持了8个月，试图和其中一位创始人交流。格茨见过了Pinger、Tango和Baluga等移动IM领域的其他公司，不过很明显WhatsApp才是领先者。而且让格茨吃惊的是，这家公司已经开始在缴纳企业所得税了。“在我的风投生涯中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事情。
”他最终与库姆、阿克顿在“红石咖啡馆”碰面，回答了“一箩筐”的问题，承诺不会把广告模式强加给他们，而是作为战略顾问的角色出现。两人最终接受了来自红杉的800万美元投资。两年后，也就是2013年2月，WhatsApp的活跃用户数已经扩展到2亿左右，而员工也增加到了50人。阿克顿与库姆同意再筹一些钱。“为了保险起见，”阿克顿说。他想起了他的母亲曾自己开着货车送货，因为开不出工资睡不着觉。“你永远不想走到开不出工资那一步。”他们决定秘密进行第二轮融资。
红杉又投了5000万美元，将WhatsApp的估值推到15亿美元。阿克顿给WhatsApp的户头拍了张照片，把照片发给了格茨。那时公司自己的户头上有825.7万美元，比前几年收到的投资还多。户头里的钱多了，阿克顿去找了当地的一位地产商，想要在街角回租一幢三层楼高的房子。地产商不知道WhatsApp是什么来头，但钱是实实在在的。这幢新楼目前正在建设中，WhatsApp会在今年夏天搬到那里，公司的员工数会翻番，增加到100人。
2014年2月，库姆驾着保时捷飞驰过这幢新楼，去参加他的拳击课程。原来他总是缺课，现在则是经常迟到。“WhatsApp”的标识会被挂出来么？“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做一个标识，它只会让人膨胀。我们都知道自己在哪工作，”他说到。他把车停在圣何塞一幢不起眼的建筑前，拿起运动包，走进一间灯光昏暗的健身房。一位矮个教练就站在音箱旁，嘴里嚼着口香糖，笑眯眯地说，“他喜欢卡内（美国说唱歌手）”。教练举起拳靶，库姆挥拳击打。他动作缓慢，但力道很足。每练几分钟库姆就会歇一下，脱下拳套检查一下阿克顿发来的关于WhatsApp服务器的信息。
教练说，库姆打拳非常专注。他不想像其他人那样练自由搏击，而是只想打拳。人们会说，这就像那个尽可能直来直去的移动IM应用一样。
的确如此，在穿上袜子和鞋的时候，库姆已经打得满脸通红。他说，“我只想做一件事，而且要做好。”